gzfn.com

　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，侠的人格已成为古代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渴盼和敬慕的偶象。其实所谓英雄豪杰义士的强者，是弱者文化孕育出来的精灵，而由小说家提升、变形、彩绘的结果。因而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有许多差异，士人与市人侠的观念也有别，各自从不同层面从侠的世界中寻求支撑点，获得心理平衡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不同的轨迹和性格形态。

　　 一、古游侠意识与侠的形态
 
　　中国武侠阶层的正式出现，大约在春秋、战国之交，从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阶层“士”，而士之中，文者为儒，武者为侠，做为武士之后又做为国士（国中战斗之士），充当统治者的精兵。然而，王室衰微，政归诸侯，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，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“天下共主”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，国士与国君的固定关系发生了动摇，形成了“邦无定交，士无定主”[1]（卷十一，《周末风俗》，p.304）、“士之失位”[2]（《滕文公下》）的局面。于是国士可以自由流动，成为游侠的主要成员。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，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，促进了侠的发展。齐国的孟尝君田文、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、赵国的平原君赵胜、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，其中文武兼备。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，形成了《韩非子五蠹》中指出的“养士游侠私剑之属”的现象。此时所谓的侠，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。不过，细按司马迁《史记》的《游侠列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，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：游侠、刺客，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。
 
　　毫无疑问，司马迁特别揄扬出身于闾巷、布衣的游侠，故深叹“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”而专立《游侠列传》，概括提出游侠的精神特征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於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焉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所谓“不轨正义”，即不顾及封建法纪和世俗约束，同韩非子说的“以武犯禁”系同一种认识。然韩非子以法家观点言侠，把侠的行为置于公义与私义两个对立范畴加以观察。严公义与私义之辨，以“公义”即君权做为最高的价值判断，在《五蠹》、《八奸》、《问辩》中，不断指斥张扬个性和独立性的侠客之义为“私义”、“小义”、“小德”，侠者只行“小义”而不顾“大义”，没有区分侠的品类及行为准则，凡以武犯禁均为“行剑攻暴激之民也……当死之民也”[3](p.948)，统统封杀。而司马迁并不因侠的私义而贬低其人格价值和精神内涵，他不仅界定了侠德侠义的内容，而且提升为理论形态的价值观念，与诸子倡导之仁义相并列。
 
　　不过，“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”、“专趋人之急，甚己之私”的利他主义精神，即《太史公自序》所云：“救人於厄，振人不赡，仁者有乎！不既信，不倍言，义者有取焉”的仁义观，同儒家的义有本质的区别。这种不同，班固在《汉书游侠列传》中已明确地指出为“背公死党之议（义）”与“守职奉上之义”的对立。儒家义的最高准则必须符合自己在社会中的封建等级地位，不可随意跨越自己的本分，正如孟子《孟子离娄》中说：“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。”而侠客之义，却以个人之间的“私义”，或如班固所谓“死党之议（义）”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，不考虑封建王朝的需要。墨家的活动与主张，对于先秦侠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，其门徒有些人就有任侠作风，仿照侠的方式行事。墨子在《兼爱》中主张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犹合符节。”《经上》又云：“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。”义利观念似乎与侠客之义相一致。但墨家的基本命题是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。主张“非功”，而不是侠客以“锄强助弱”方式解决社会问题。

　　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，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，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似无二致，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做游侠。这大约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，甘心舍命相报，刺杀政敌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，专诸行刺吴王僚，要离刺庆忌，聂政刺韩累，荆轲刺秦王者，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，而不管大是大非，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。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、轻生死，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，并不只为了报恩，施恩以仁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。

　　至于有任侠作风的豪暴之徒，靠“朋党宗强比周，设财役贫，豪暴侵凌孤弱，恣欲自快，游侠亦丑之”，不属于侠之列。

　　司马迁是史学家，他只是客观地解释各种侠的属性和文化形态，可司马迁首次界定了游侠的人格形象及其精神，实际上指出了一种人格模式，即在先秦社会除了有儒家的仁德人格模式，道家的顺天人格及儒法王霸结合的人格模式，还有赖力仗义的侠客人格，前者为当权者、失意文人、逍遥的士大夫所追求，后者为平民大众的理想企盼。

　　同主流文化的关系而言，游侠与刺客都属于“不轨正义”的文化离轨者，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和个性，因而游离于社会政权之外，藐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，其不轨正义的身份和地位，决定他们根本就不能承担治国平天下的职能，尤其在秦代以后的皇权统治下，侠们匡扶正义的层面和成功率是很有限的。因为带剑者或聚徒属，或单独行侠，犯王官之禁，威胁着封建统治。“大一统的政府之不能容忍游士、游侠过度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力量，这和代表‘法律与秩序’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。”[4](p.80)因此从秦汉直至清代，统治者采取一切有效的策略将游侠纳入秩序规范。游侠的形态也由此逐渐异化，远离了最初的精神，于不同时期呈不同特点。

[1] [2] [3] [4] [5]  下一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