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市文学与都市新声
December 2nd, 2008杨宏海主编的《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）一书，是集中探讨当代都市文学发展的一部及时之作。
都市与文学发生关联我们可以追溯到唐朝。文学样式便是“说话”，又名“说书”，也就是本雅明所怀念的讲故事。唐人段成式所著《酉阳杂俎》便记录了当时杂戏之一种的“市人小说”。这种文学样式需要直接的观众，人口聚居的城市是其发生成长的重要条件。而唐代的城市经济已经相当发达，特别是工商业空前繁荣，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开封、成都、广州都是当时的大城市。这些城市里除了王公贵族、官僚地主等上层统治者之外，还衍生出了一个由手工业者、小商贩、中小工商业主、伙计、差役、兵士、妓女，以及因破产而流浪他乡的农民等构成的庞杂而生机盎然的市民阶层。他们生活上有了闲暇，经济也相对宽裕，就有了娱乐上的要求，说话艺术应运而生。都市与文学——如果讲故事这档子事也算文学的话——便有了最初的牵扯了。
当然，说话成为风气，则是宋朝的事。其原因则在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。南宋时“避地江左”的孟元老追忆昔日京城的繁华，大写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于今便是一个见证。在这本书里，保存了一千多年前中国一朝之都城的风姿与情状。这就有了“说话”——都市文学——的进步。据鲁迅考证，宋市人小说在内容上“须讲近世事”，包括说银字儿，即烟粉、灵怪、传奇等；说公案，指朴刀杆棒、发迹变态一类的事；说铁骑儿，主要是战争。可见宋代之“说话人”，其想像空间已经十分的开阔，就是“近世”的事，这事儿总偏向于奇与怪、惊与险；其意旨在娱心，或杂以惩劝。
这宋人的“说话”，不少成为源头，一直说到了现在。取其大者，有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《三国志平话》与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。说他们“说”到了现在是不确的，事实上从宋朝始，“说话”或遭抄撮，或被拟作，不断发展演变，已经由“说”到“写”，到“印”，直到今天的被“演”，被“画”。而且不只是局限在中国，而是有了全世界的观众了。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势所必至的事。
“文学”两字是从日文的翻译西文literature一词而输入中国的。既不同于孔子口中的“文学，子游子夏”，与唐宋以来的“说话”传统也拉开了距离。所以一谈文学，就是与世界接轨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，是已经现代化全球化了的玩艺儿。现代文学也正是在这一观念下建构起来的。史论者公认奠基者非鲁迅莫属。严家炎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》，有乡土小说一章，里面专门谈到鲁迅创作对这一派小说的示范作用。在一般读者研究者眼中，鲁迅便是写乡土题材的开山祖了。事实上，鲁迅的作品大多数是在大城市里写成，也在城里的刊物上发表，就是到现在，鲁迅的主要读者还是城里人。而且，鲁迅还有不少小说写纯正的城市题材，如《一件小事》《端午节》《鸭的喜剧》《幸福的家庭》《示众》《高老夫子》《肥皂》《伤逝》《弟兄》等等。甚至鲁迅从来就是一个城里人。他的乡村经验是从短暂的探亲经历以及家人和亲友的描述中得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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